财政部部长：坚决打击新能源汽车骗补和寻租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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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导读目录：

1、财政部部长：坚决打击新能源汽车骗补和寻租行为

2、寻租特点和对策

3、应对寻租行为的税收体制

　　新华社北京1月23日电（记者 华晔迪、任峰）针对近期有媒体报道部分企业数据造假、骗取新能源汽车财政补贴一事，财政部部长楼继伟23日说，将联合相关部委组织专项检查，对查实的骗补问题依法依规严肃处理，对各种骗补和寻租行为给予严厉打击，决不手软。 　　楼继伟是在23日举办的中国电动汽车百人会论坛上做上述表示的。楼继伟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起步并不晚，但在高端产品和核心技术方面仍然缺少重大突破，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企业对政府补贴政策过度依赖，缺乏十年磨一剑的韧性和创新精神。 　　楼继伟说，消费补贴政策初衷是培育初期市场，但长期执行消费补贴，企业容易患上政策依赖症，紧盯政策去设定产品，缺乏技术研发和产业升级的动力和压力，行业容易出现低水平盲目扩张，形成新的产业过剩。 　　财政部去年已明确，2017年至2018年新能源汽车补贴标准，将在2016年基础上下调20%，2019年至2020年下降40%，2020年以后补贴政策将退出。 　　“真正有竞争力的企业无不是在市场中摸爬滚打成长壮大的。”楼继伟引述特斯拉电动车成功经验说，新能源汽车企业只有在市场中找准定位，在残酷的竞争中“九死一生”，才能求得生存和发展。 　　对于新能源汽车发展依然广泛存在的地方保护问题，楼继伟说，地方保护导致市场被分割，企业无法形成规模，难以形成竞争力，必须破除地方保护。他透露，有关方面近期将开展专项督查，对搞地方保护的地方政府通报批评，并扣减有关财政奖励资金。　　寻租活动是指在没有从事生产的情况下，为垄断社会资源或维持垄断地位，从而得到垄断利润（亦即经济租）所从事的一种非生产性寻利活动。例如政府运用行政权力对企业或个人的经济活动进行干预和管制，妨碍了市场竞争的作用，从而创造了少数有特权者取得超额收入的机会。 　　根据美国经济学家J.布坎南和A.克鲁格(Anne.Krueger)的论述，这种超额收入被称为“租金”（rent），谋求这种特权以获得租金的活动，被称作“寻租活动”，俗称“寻租”。租金的根源来自对该种生产要素的需求提高而供给却因种种因素难于增加而产生的差价。柯兰得尔中给寻租下的定义是为了争夺人为的财富转移而浪费资源的活动， 而克鲁格则认为寻租是为了取得许可证和配额以获得额外收益而进行的疏通活动。 　　间接造成经济资源配置的扭曲，阻止了更有效的生产方式的实施。一是直接浪费了经济资源，利用时间、精力和金钱去游说的结果，对寻租者来说可能更有效率，但对社会来说没有效率而言。因此寻租体现为以下特征： 　　一是间接造成经济资源配置的扭曲，阻止了更有效的生产方式的实施。一是直接浪费了经济资源，利用时间、精力和金钱去游说的结果，对寻租者来说可能更有效率，但对社会来说没有效率而言。 　　二是导致其他层次的寻租活动或“避租”活动。 　　三是政府部门工作人员为了对付寻租者的游说与贿赂，需要时间和精力反击。 　　四是寻租活动有合法与非法之分。企业向政府争取优惠待遇，利用特殊政策维护自身的垄断，就属于合法的寻租活动。行贿和走私就属于非法的寻租活动。 　　最早在20世纪70年代，西方经济学中创立了这一特殊的理论。到我国上世纪70年代末，因为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社会上出现了严重的走后门，吃回扣等腐败之风，经济学家借用寻租理论，对于这种腐败现象予以分析之后，使得这一理论在我国迅速的传播开来。 　　寻租经典案例有很多。这里列举几个。 　　案例一：小张是一家客车企业海外市场部负责市场研究的人士，他一直想了解行业内客车向海外出口的流向，以及出口额的情况，但他到中国海关的网站查寻时，却没有这方面的统计资料。为此，他也曾向记者求助。在一次偶然中，他发现由海关总署授权的海关统计资讯网上有想知道的内容，比如商品的编码、名称、收发货地，以及价值等，但其要按不同的信息收费，信息每条报价最低的2元，最高的600元。 　　记者得此消息后，到海关统计资讯网上核实，在海关统计资讯网商城一栏，记者发现其收费的条目有140条左右。比如：单个商品当月量值表，包含商品编码及名称、计量单位、当月数量的信息收费是2元，而单个商品下分国别下分收发货地（分省市）当月累计同比表，包含商品编码及名称的信息收费是600元。 　　案例二：这是一家与国家各部委有着密切关系的中介，汽车行业的企业统计报表都向其汇总。它掌握企业的工业增加值、工业总产值、主要工业产品产量、销售量、库存量、主要工业产品生产能力、主要技术经济指标，以及主要财务成本指标和从业人员、工资总额等信息资源。 　　要获得这些信息，免费提供是不可能的。要么你是交了会费的会员，要么你根据需求分类购买。在其网站上，就有这样的介绍：5000多家企业月度经济指标、月度产销数据、国外行业统计数据按周或月更新；产业预警信息、行业发展分析及预测、各类产品发展分析及预测等随时更新。记者查看了一下相关收费标准，汽车统计信息（2500元/年）、摩托车统计信息（1500元/年）、预上市车型发布（2500元/年）、 国家发改委公告（7500元/年）等。 　　案例三：四川青羊区住房建设和交通运输局原工作人员徐成采取非法手段为他人在建筑业企业资质审批中提供帮助并获取非法所得问题。据悉，2019年11月至2020年3月，徐成通过冒用他人审批权限以及盗用本单位审批科密码锁获取审批权限，进入电子政务平台修改平台数据，违规审批通过多家企业申请的三级建筑业企业资质证书，获取非法所得人民币30万元。2020年4月，青羊区住房建设和交通运输局与徐成解除劳动合同。2021年4月，徐成受到开除党籍处分。经法院审理，徐成犯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判处其有期徒刑四年。 　　虽然由于寻租的特殊性，与职位违法密切相关。可怜的是，的确存在这样一个现实，即寻租活动只能减少，不而可能完全消除。由于寻租会带来经济效率损失，为了减少寻租活动的影响，提高经济效率，政府就要尽可能完善制度体制，更多地引入竞争者，并明确是价高质优者得。这样的话，竞争者就会减少寻租活动，减少这方面的资源损耗，从而将资源集中在公开，公平的买卖中取得想要的资产。 　　采取主要方法有： 　　一是要维护公民合法权益，健全权力制衡机制。为了减少权力对公民的伤害，就必须厘清什么是公共权力，什么是公共权利。政府权力的目的在于保护每一个公民的合法权益，国家权力最终目的就是维护公民权益。在此情况下，我国亟需完善权力制衡机制，即利用一种权力去约束或制衡另外一种权力。该模式既能保护公民的合法权利，也有效控制了另外一种权力，形成公民与政府的互动，提高政府在公民心中的形象，发挥政府的调控职能，制约权力滥用的现象，有效地控制权力寻租。 　　二是政府适度干预，消除寻租市场租金。反寻租的关键在于政府的适度干预，只有划清政府与市场的职能界限，才能利用规范的法律来制约权力寻租，将部分权力下放到市场。适度的政府干预，警示企业不做市场不能做的事，降低企业的寻租费用。从反寻租入手，不断提升寻租成本的公开化、竞争化，主动消除寻租的市场组织，促使寻租者更多地参与其他经济活动，让寻租者由寻租转向寻力，掌控公民自身的合法经济预期。 　　三是建立行政问责制度，提高寻租行为成本。行政问责制度有利于保护公民的政治权利，有利于推进政府行政职能转变与政府信息公开工作，是衡量行为规范与行政权力是否对等的重要政策。该政策不仅为政府官员提供了正当性的依据，还为其设定了责任与义务。假定政府官员都是“理性的经济人”，提高寻租的行为成本，就是提高了寻租者的寻租门槛，能够让寻租者望而远之，有效治理寻租行为。行政问责制度有效约束了政府官员的不当行为，行政问责制度的连带性，让很多官员对于寻租行为都望而却步，进而重新选择正确的行为方式，建立官员的行政问责网络制度体系。 　　四是加强党风廉政建设，让官员不愿贪、不敢贪。为了有效推进反腐斗争，必须以作风建设为载体，加强党风廉政建设，进一步加强党员干部的廉洁教育，培育一批清风正气、纯洁的党员干部，增强党员干部的免疫力，让党员干部不愿意贪。权力寻租之所以层出不穷，主要原因还是在于代价小。 　　五是健全反腐司法体系，构筑坚实的监督防线。治理政府寻租行为，是一项艰巨又复杂的大工程，不能只靠喊口号，要敢于动真格。要发动全民来监督，健全反腐的司法体系，构筑坚实的监督防线，从根本上消除寻租行为。　　斯蒂格利茨在其著作《巨大的鸿沟》中，一再声称贫富分化、经济日益不平等的根源在于经济租金的广泛存在及资本所得的增加，它造成效率低下、机会减少、寻租行为将财富从低层转移到了顶层人群手中。 　　租金的增加会使得资产价格上涨，但社会产出不会增加，社会不会变得更富有。 　　经济租金不仅仅是土地租金，垄断带来的收入也算作一种租金，租金的概念延展到其他形式所有权带来的收入上。正如土地这种资产租金的上涨并不会导致市场中出现更多的土地供应，他得出当下经济中财富的增长主要通过是固定资产价格的增长，再就是垄断力量资本化带来的影响。 　　当社会资金流向生产性产品，需求和产出都会随之增加，但如果流入固定资产，只能对价格产生影响，资产价格提升但数量却没有变化。 而当下这样的问题就广泛存在，大量货币政策创造的本该应用于刺激经济的资金却使得固定资产价格出现了泡沫，固定资产价格上升（房地产泡沫）带来的虚假繁荣对真实资本即对工厂和设备这类能让经济繁荣的实体投资不断减少。 　　当寻租行为增加的时候，经济体的财富似乎有所增长，但事实上经济体的生产力是下降的，我们称之为经济泡沫。我们如果能避免泡沫产生，资本的回报率最终会降低到足以使得不平等不再增长的程度。泡沫总有破裂的一天，政策制定者若是想要用一个新的泡沫来使得经济从下滑中解脱，那无疑是非常愚蠢的。 　　斯蒂格利茨针对上述问题，他反复强调要改变税收体系，改变严重干扰经发展效率的税制。设计一个良好的税收系统，它不仅仅是为政府筹钱，还应该提升经济效率，降低不平等。 　　因此，他提出如下几点主张。 　　现在对资本所得（这是富人的主要收入）降低税率实际上是给富人增加了收入，让他们几乎是免费地享受国家带来的一切。若投机者的缴税率比那些以工作谋生的人们低，那么等于政府在鼓励投机。低税率真正起的作用是增加了寻租的收益，造成增长放缓和不平等现象的恶化。 　　同时，若富人持有资产，比如没有卖出股票或其他控股，他就无须支付任何所得税且他的资产一直在增值，资本利益由此可以成功避税。 　　他建议，对富人的资本所得征税，则能够带来更多生产性的投资（而不是房地产投机活动）并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 　　就像对土地的税收不会导致土地减少一样，垄断资源也不会随着税收增加而减少。因此，对其征税符合税收的两项基本原则，即对坏的东西征税比对好的东西征税来得好以及对那些生产和销售的数量不会因税费产生影响的产品收税。另外，对于石油和天然气公司等自然资源企业的偶然利得也应该进行征税。 　　以此使得该领域在产出和效率上不断提升，使社会经济的基础不再依赖于房地产市场或金融市场的投机。华尔街投资的收益远比其他类型收入的税率低，而低税收就意味着政府不能够进行重要的基础设施、教育、科研以及医疗投资，而这一切对于恢复长期经济实力来说是十分重要的。 　　削弱对银行的监管则银行预期的收益值就会上升，这个收益值中包括了它们能够得到的政府救市金、隐形补贴，但这种收益值的增长是以花费纳税人的钱作为代价的。寻租行为超出了监管，金融业同样从付款方式的垄断中获得租金。 　　那些最富有的人所缴的税在他们上报收入中所占的比例反而比穷人们更小，这与税收原则背道而驰，富人们不断减少的税收和金融业不断放宽的管制加剧了不平等。高收入阶层一方面想方设法进行避税；另一方面向政府部门要求减税，而中产阶级乏力进一步降低了政府的税收收入。税收基础的降低使得对那些社会底层和中产阶级极为重要的公共服务大量缩减。 　　通常讨论的个人税收改革方案都围绕着削减中产阶级利益进行，大都是以抵押贷款利息削减和对雇主提供的医疗保险为对象征税。这样的条款实际上减少了税基，并使得经济运行的效率低下。 　　紧扣对产生负外部性的商品征税要比对产生正外部性商品征税要有利这一条基本的准则。 　　通过增加社会顶层的富人的税率，降低社会底层的穷人的税率，因此提高消费。由于顶层的1%的人把25%的国民收入放在他们的口袋里，只要我们把对他们的税率稍稍上调，大笔的金钱就流入了国库。以此来帮助那些在全球化和科技化中处于劣势地位的人们。 　　增加那些不在美国投资的企业的税率，降低那些在美国投资的企业的税率，促进我国投资项目的增加。由此，更高的公司税率并不一定会大量减少投资。以税收额增加为基础在城市化、医疗服务和教育上的高投入，很容易同时为我们带来经济的可持续增长，环境质量的提升以及贫富差距的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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