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意地生活 敦厚地诗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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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导读目录：

1、诗意的人生

2、了不起的大河文明丨从世界回到家乡：重审河洛文化开发中的天地人之关系

3、诗意地生活 敦厚地诗化

　　近来，品读《雷锋日记》，使我有了一个挥之不去的感受：雷锋的生命虽然短暂，但却充满了诗意。 　　从团山湖农场的拖拉机手，到鞍钢的推土机手，再到解放军的汽车兵，他始终都在最基层的“工、农、兵”岗位上，从事着与泥巴、油污、摇把、汗水相伴的劳作。仅高小毕业的雷锋，为何能写出那么多文字精美、道理深邃的诗文？ 　　诗人的眼光和情怀 　　雷锋在其短暂的22岁生命之旅中，曾有过作家梦，并曾为圆这个梦而下过工夫：他不仅用功习练过诗歌写作技法，而更主要的，他一直在努力修炼自己的心性，努力提高自己的思想境界，渐渐具备了诗人的眼光，从而总能透视出劳作的意义，也即。 　　雷锋确实是个“立即付诸实际行动”者，他不仅写了一些散文、小说，而且写出了30首诗歌。在《南来的燕子啊！》里，他用“拟物”的手法，借用一只已经离开团山湖农场一段时间而又飞回来的燕子闪着的“惊异目光”，来看团山湖改天换地的变化： 　　“不是晴天里响起了春雷，/而是拖拉机在隆隆地开；/不是沟渠里的水能倒流，/而是抽水机在把积水排。……” 　　在《翻车机》（1959年）一诗里，雷锋又与翻车机对话：“伸出你的友谊的手吧！——翻车机，/你我共同走向共产主义！” 　　此外，我觉得，雷锋早在1958年写的那篇《如果你是》则诗情画意更浓郁： 　　“如果你是一滴水，你是否滋润了一寸土地？/如果你是一线阳光，你是否照亮了一分黑暗？/如果你是一颗粮食，你是否哺育了有用的生命？/如果你是一颗最小的螺丝钉，你是否永远坚守在你生活的岗位上？” 　　据雷锋的老乡杨必华回忆，雷锋的这段精美的文字，是写在团山湖农场的两页专用稿纸上，被雷锋夹在《不朽的战士》一书里。在雷锋及老乡们1958年从湖南奔赴鞍钢的火车上，张必华从雷锋处借看《不朽的战士》时发现的。当时，张必华“发现身边这个年轻伙伴是个满有思想的人”，便“想抄在自己的笔记本上”，“雷锋有些不好意思地解释说，不久前有家报社约他为‘青年论坛’写篇稿子，只写了这么一段话，觉得没头没尾的不像一篇稿子，没给报社寄去，就夹在这本书里了。”这就说明：努力朝着诗人目标努力修炼自己的拖拉机手雷锋（雷正兴），很早就有了诗人的眼光，连随意流露出的话语也都充满着诗情画意。只可惜，他短暫的生命未能容他把其诗的潜能完全发掘出来。 　　诗意地生活在这个世界上 　　——雷锋诗意人生的表现之一，是他具有较高的诗歌审美品位。众所周知，自60年代初以来一直唱红大江南北的那首《唱支山歌给党听》的歌词原作者是焦萍（姚筱舟），而雷锋只是个“改抄”者。而就是经雷锋那堪称“点金成金”的“改抄”之后，歌词才深深打动了作曲家朱践耳，使其一气呵成谱出了这首久唱不衰的优美名曲。 　　——雷锋诗意人生的表现之二，是他善于用诗一般的手法，阐述出日常生活所蕴含的真理意味。如果说雷锋善用比喻，写出像“新修的长堤像铁壁铜墙，洪水已再不能称凶逞狂”、“蜿蜒的八曲河像一条白银管，灌溉这片肥沃的土地”（《南来的燕子啊！》，1958年10月19日）等诗句还比较通常的话，那么，到了1961年4月，雷锋那个带有专利发明性质的、把在学习上对于时间的“挤”和“钻”的精神比喻成“钉子精神”，把“一个人”与“革命事业”的关系比喻成机器上的“一颗螺丝钉”（1962年4月17日的日记），把毛主席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比做“照妖镜”（1962年6月X日的日记），简直就有些石破惊天了；而那句“毛主席著作对我来说好比粮食和武器，好比汽车上的方向盘”（1961年4月的日记）等比喻，简直是精当而奇妙了。 　　我想，人们也一定会谅解和理解雷锋在诗艺方面出现的这种不可避免的由浅入深的转变。连诗仙李白对于月亮的比喻不也是随着其阅历和对人生感悟的深刻而越来越深刻的吗？由此可见，诗之精美，既在文采，又不主要在文采，而主要在心灵色彩。雷锋写诗潜质的不断被发掘，主要得益于他不断地补“心灵课”。雷锋之所以越来越具有诗人般的情怀和宽阔而远大的眼界，全在于他从“过去”的一个“孤苦伶仃的穷光蛋”、濒临死亡的孤儿，骤变成“现在”的“国家主人”、“一个光荣的共产党员”，一个时时沐浴着新中国阳光雨露的新人，觉得“重生”后的自己每时每刻都享受着从劳作中获得的自由、幸福感。 　　其实，向来敏而好学的雷锋，兴趣爱好又是那样的广泛而高雅，对于“政治，技术，文学，写作，他无所不爱。尤其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更是刻苦攻读，孜孜不倦。”（戴明章《回忆雷锋》）雷锋逐渐把自己朴素的对新中国新社会的感恩思想升华到共产主义觉悟，“觉得自己活着，就是使别人过得更美好。”（《雷锋日记》，1961年11月26日） 　　既不是作家也不是诗人的雷锋，却有这么多精美篇章被人们传诵、学习。因为你拥有诗意的人生，雷锋的微笑才永远青春而灿烂，而他那灿烂的微笑，使每一个亲近他的人都毫不例外地得到浓烈的温暖。 　　《雷锋日记》 解放军文艺社 1963 　　《雷锋日记选》 人民出版社 1977 　　《雷锋日记选》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1989 　　《雷锋日记选》 江苏人民出版社 1993 　　《雷锋日记》 吉林文史出版社 2005　　编者按 　　在习近平总书记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座谈会重要讲话发表三周年之际，9月15日，河南发展高层论坛·黄河论坛在巩义市举行，论坛以黄河文明与中国道路为主题，省社科联主席李庚香作了题为《了不起的大河文明》的主旨发言。大河网学术中原以此为题，整合专家发言报告，推出《了不起的大河文明》理论特辑。 　　今日刊发郑州大学文化产业研究中心副主任褚金勇的发言《从世界回到家乡：重审河洛文化开发中的天地人之关系》 　　人生天地之间，是万物的尺度，同时也因天地万物而存在，而高贵。伫立今朝，回望百年中国、千年华夏，悠久的中华历史，浑厚的黄河文化，黄河流域千百年来一直是海内外炎黄子孙共同向往的根脉之地，黄河文化成了整个中华文化的根与魂。习总书记看到了黄河流域的问题，尽管我们还可以为中国文化的源远流长而骄傲自豪，但我们也要面对中华文化的“自信力”，文化的“根魂”有些失魂落魄的事实。提出黄河文化发展战略，“深入挖掘黄河文化蕴含的时代价值，讲好‘黄河故事’，延续历史文脉，坚定文化自信，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凝聚精神力量。” 　　《周易》记载：“古者伏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天、地、人是 《周易》 中三个核心概念，八卦的取象、爻画的含义以及六十四卦的排列顺序都体现着这三者的相互关系。天、地、人存在于同一个整体之中，也可以认为这三者自成一个整体。人的规律是由模仿天地规律而来并体现在其中，天地规律指导人的规律形成并且反映在其中，它们又呈现出各自的具体规律，这就是所谓的天道、地道和人道，即三才之道。在传承弘扬中华传统文化已成为国家战略的今天，对中国传统文化，对于黄河文化的中心河洛文化，这里以天地人视角对其重新审视。 　　一、重回“地方”：我们的现实选择与传统赓续 　　（一）视野转向：世界脱钩时代的现实选择 　　当今世界，全球化与逆全球化潮流并存，我国既与世界连接，面临如何冲出亚洲，走向世界的问题，又被迫与世界脱钩，我们开始从眼光向外转向眼光向内。只有回到中国，回到地方，回到生我养我的土地，才能把握自我，才能把握世界，把握家国天下。 　　（二）返回家乡：儒家人文治理的历史传统 　　对于以地为生的村民来说，城市没有成为独立于乡村之外的文明世界，他们更愿意留在养育自己的乡土社会中，从容地“生于斯、死于斯”。对于耕读传家的文人而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念要求其最终也要回归家乡。 　　（三）人地关系转型：从在地化、去地化到再地化 　　中国百年历史经历了在地化——去地化——再地化的阶段。 　　在地化阶段，农本立国的经济形态决定了人们对乡土的经济依附和情感依恋，人地关系的在地化逻辑难以动摇；去地化阶段，中国的工业化、城镇化转型推动农民离土出乡，人不离土的价值观束缚发生了结构性松动，在土地与户籍制度的影响下，被动失地的农民与主动离地的农民共同主导了人地关系的去地化过程；再地化阶段，制度变革引领农民真正成为城镇化的主体，乡愁推动城乡文明走向共生，二者助推中国人地关系重塑。 　　二、天象、物候与人事：作为生活方式的河洛文化 　　（一）河洛文化：人与天地相遭遇的文化结果 　　大地是生命之源，蕴含着生命的力量，山川、气候这些具体的地理表现是人们对大地的认知，也是人们对大地的利用方式。作为此在存在的人，在世的本质就是“生活”，与天地发生关系的日常生活，构成了“周围世界”。作为生活在黄河、洛水交接地带的中国人，祖祖辈辈生于斯、长于斯、死于斯。我们可能不知道什么叫河洛文化，但我们的言行举止、生活习俗、仪式信仰、价值观念、思维方法，都时时处处展现着某种文化的趋同性。因为这条河流，我们将其命名为河洛文化。河洛古国出土的 “北斗九星遗迹有政治礼仪功能，主人借此神化自己，表达自己是呼应天上中心的地下王者，也表明当时人们已经具有相对成熟的‘天象授时观’，用以观察节气、指导农业。” 、 　　生命底色：黄河、黄土地、黄皮肤 　　五方风土不同，文化因之而异，任何一种文化，总是与它产生的地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黄河文化与黄河流域的自然气候、地质地貌密切相关，人们适地而居逐渐形成了一套约定俗成的生活方式、思维方法和价值观念。 　　黄河、黄土地、黄皮肤，黄河流域的自然地理，像母亲般地孕育了黄河文化，也孕育了黄河边的中国人。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大河流淌中国，黄色浸润华夏。根植于黄河流域的黄河文化也成为中华文明中最具代表性、最具影响力的文化。中国文化源远流长、包罗万象，但黄河文化成了中国人的生命底色。 　　人地关系 　　人生活在大地之上，且人是有形质的存在，故而也是有限的存在，人行动与发展的每一丝每一毫都受到“地方”的限制。人类生活的区域遍布四方，故而能够依其区域内的独特地理环境而形成独特的风俗文化，这些风俗文化也因此具有鲜明的地方性、区域性和相对性。相比天道，地道能够更加有针对性地、有限定地规定人和指导人。因此，人与大地有着更加亲近的关系。 　　（二）“耕种生存”之眷恋：生于斯、长于斯，死于斯 　　河洛古国，华夏先民。5000年至今的黄河、洛水边的中国人。从伏羲、黄帝、尧舜禹，生活、生产都是根据天地水文的变化进行安排。伏羲便开始设四时，并根据天象物候的时序变化来安排农业生产。 气候的四季交替、大自然的风云变幻所带来的不同感受。 地方是感知价值中心,可以满足生物对诸如食物、水、休息和生殖的需要。 　　传统中国是农业文明，决定了人们靠地谋生，土地的不可移动导致相应地产生了一系列以“人不离土”“安土重迁”为核心的文化与价值观念。在地化既是传统中国农业文明的经济写照，对于以地为生的村民来说，城市没有成为独立于乡村之外的文明世界，我们更愿意留在养育自己的乡土社会中，从容地“生于斯、死于斯”。 　　（三）艰难生活之怨怼：黄河水患、干旱等恶劣环境 　　天象物候的变化导致雨水的变化，导致黄河、洛水水文特征的变化。有风调雨顺，也会有旱涝洪水。黄河养育了中华民族，但其“善淤、善决、善徙”的特点，也给中华民族带来过巨大的灾难，影响了中国历史的进程。已有文献统计，在1949年之前的3000多年间，黄河下游决口泛滥有1500余次，较大的改道有二三十次，在众多研究者中达到共识的有六次大改道。 　　变化之端：河图洛书的出现 　　河图洛书的出现，是（洪）水落之后，河床上显出的图画纹路。《易传系辞》中的那句，“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圣明的人能根据一些征兆进行研究推理得出一系列理论性的东西，并以此为社会的准则。而伏羲以此演化五行八卦开启了儒家圣贤经典的阐述模式，也形成了后世的文统、道统、政统相颉颃制衡的治理模式。 　　天地人：河图洛书的文化阐释 　　“言之文也，天地之心哉！若乃《河图》孕乎八卦，《洛书》韫乎九畴，玉版金镂之实，丹文绿牒之华，谁其尸之？亦神理而已。”（《文心雕龙·原道》）。“古者伏牺氏之王天下也，始画八卦，造书契，以代结绳之政，由是文籍生焉。”（《尚书正义》，第1页） 　　去地化 　　近代以来中国在文化上却有些“失魂落魄”，从晚清之际外国人恶意传播的“黄祸论”到五四时期启蒙先贤提出的“打倒孔家店”，再到八十年代《河殇》中所宣扬的“抛弃黄色文明”，100多年来的中国，总被认为是落后的象征，而西方是现代化的一个样板，物质、制度、文化等各个层面中国都要向西方学习。多少希冀中国走向现代的仁人志士带领中国走上了断根弑父、激烈反传统的文化道路。曾经被称之为“根与魂”的黄河文化被认为是愚昧落后的文化被批判抛弃，曾经被赞誉为勤劳勇敢、任劳任怨的黄河边的中国人成了“丑陋的中国人”，成了历代仁人志士进行国民性批判的对象。如此这般，中国人的文化自信已经彻底崩塌，黄河文化也成为人们羞于提及的一个名词概念。 　　（四）现代化进程中的乡愁 　　“有家难归”的凄苦的战争动荡年代，“无家可归”的旅居生活。年少不知家乡好，错把远方当作宝。待到梦醒归乡日，心已憔悴年已老。总觉得远方是诗意，世界是自由的，而眼前的苟且，才是用生命在写诗，与地方的爱恋、缠斗造就了生命。海德格尔说：生命充满了劳绩，但我们诗意地生活在这片大地上。地方意味着安全,世界意味着自由。世界的意义经常与地方的意义交融在一起。世界比地方更为抽象。 　　三、故乡、远方与诗意：作为旅游资源的河洛文化 　　（一）去远方：现代化进程中的旅游 　　人类生活是在安稳与冒险之间和依恋与自由之间辩证运动。 　　从古到今，人类都在不停地寻求更好的栖居环境和生活方式，而旅游就是一种追寻诗意栖居的生活方式。在满足了最基本的物质需要的基础上，人类还有更高的精神需求，“生活不仅是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旅游不仅仅是身体空间上的位移，更是精神上的放飞与超越。近现代普遍兴起的、为了调剂日常生活、平衡身心、寻求生活意义而进行的，日益成为一种蔚为壮观的社会现象的大众旅游。 　　（二）看世界：作为旅游资源的河洛文化 　　“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旅游超越角色化的现实生活，超越贫乏的精神生活，从而趋向于一种更好生存的可能性。旅游是人寻求的一种超越寻常环境与生活的、短暂的、理想的、诗意的栖居；从内容上讲，旅游是人在异地经历的一种身心自由的体验。 　　黄河文化的现代新命，我们可以提供什么的场景、故事与体验？一是双槐树古国：“昔三代之居，皆在河洛之间。”二是河洛文化：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三是杜甫故里：菜园、庭院、诗歌与生活。 　　（三）旅游中的天地人 　　旅游作为人在世界上生存的一种方式，是“在旅游”的人和旅游过程中的与他人、他物所生成的各种关系所构成。旅游现象中的所有关系都是“在旅游”的人在与旅游过程的他人、他物发生关系而构成的。 　　旅游中的文化体验 　　以旅游人地关系为视角，未知事物引起的人生思索和追寻，美丽景观所引起的愉悦，以及在达到希望之乡的狂喜等。 　　只有有文化的市民，才能成就有文化的城市。要做到历史与现在的连接，文化与市民的连接，否则只是拥抱着一些文化资源睡大觉，做大梦。 　　（四）地方旅游开发的世界视野 　　要进行再地化。不再是就家乡而家乡，要以世界的眼光打造故乡的文旅。看山是山，看山不是山，看山还是山，归来看山已经赋予了更多的意义。想到如何给他想的人制造“诗与远方”。让游客不断的来、介绍朋友来。 　　也要雅俗共赏。既要眼光向上，进行内涵建设，真正理解把握文化真谛，打开文化视野，河图洛书，开启了中国几千年的悠久文化。文化是斯文风雅，让文化人在此能感受到文化。又要眼光向下，走向民间，与民同乐。 　　四、结语 　　与天地合其德，与四时合其序 　　从古到今，人类从未放弃过追求诗意生活的愿望，也从未放弃过对未知远方世界的向往与好奇。黄河文化的开发要满足当地人的生活与旅游着的诗意想象：“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这体现出人与自然界的相互适应与协调，主体与客体实现了统一。 　　“文化，让生活更美好” 　　如今我们重新提出黄河文化、重新弘扬黄河文化、重新打造黄河文化，既要对近百年来的“西方现代-中国落后”文化心态做出深刻反省，也要对今天“一览众河，唯我独尊”的文化姿态保持警惕。文化是一种生活方式，它伴随着我们成长成熟，以春风化雨的方式呵护着我们的身心生活，很难将其放在天平上进行高低优劣的称量。 　　文化从生活中生成与发展，也只有根植于生活才能传承下去。在黄河文化备受关注的今天，政界、商界、学界汇聚一堂，政界提战略、商界说产业、学界谈人文。但要时刻铭记，我们重提黄河文化，不是为了政治而文化，不是为了学术而文化，更不是为了产业而文化，而是为了观照黄河边上中国人的现实生活，探寻“文化，让生活更美好”的未来之路。 　　（郑州大学文化产业研究中心副主任褚金勇在河南发展高层论坛·黄河论坛上的发言）　　苏叔阳与死神有过两次交手，1994年4月，他做了肾癌手术，切除了左肾；2010年10月，又做了肺癌手术，切除了一叶左肺。这两次手术，在他身上留下了两道长长的疤痕，“宛如黄河和长江，镌刻在我的左背上，让我永远没法子忘记我是一个中国人。”他在文章中说。 　　经历两次大手术的他没有停止思考和创造。他有个“三事儿主义”原则：“政治上不惹事儿、经济上没有事儿、多多少少为祖国做点事儿。”这样，他就总在忙活，“没时间为病难受、悲观了”。 　　2014年6月24日，记者来到苏叔阳位于北京方庄的家，四壁是顶到天花板的书架，一位满头银发略带沧桑的老者伫立其中。中国真正的知识分子向来不把荣华富贵当作人生的目标。赶紧按下相机的快门，再也没有比这个更能够代表思想者的形象了。 　　午后的阳光从窗户斜进，打在木地板上，留下时光流转的影子。苏叔阳的语气平和，他从《诗经》这个切入口进入，娓娓道来、思路延展，几千年的中国文化历程形成一根脉络清晰的线。 　　《诗经》是民族性格的优雅底色 　　记者：西方学者雅斯贝尔斯曾说过，大约在公元前600年前人类出现了一个“文明轴心时代”，这个时代在中国是春秋战国时期。《诗经》正是收集了自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大约五百多年的三百零五篇诗歌。《诗经》是中国“文明轴心时代”的一个重要文化坐标。请您谈谈《诗经》在中华文化中的地位及其当代价值。 　　苏叔阳：《诗经》是中国第一部文字记载的诗集，其中有很多千古传诵的绝唱。孔子对《诗经》评价极高，他说 “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思无邪”，“不学诗，无以言”。 　　你提到的“轴心时代”是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提出的一个著名的命题，他在《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中说，公元前800至公元前200年，尤其是公元前600年至前300年间，人类出现了“文明轴心时代”，“文明轴心”出现的区域大概是在北纬25度至35度，包括古希腊、以色列、中国和印度等国家，在轴心时代里，各个文明都出现了伟大的精神导师——古希腊有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以色列有犹太教的先知们，古印度有释迦牟尼，中国有孔子、老子……这些隔着千山万水的先贤们遇到了同样的问题，那就是人类在满足了基本的物质生存时，开始思考一些终极意义的命题，比如人类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人生存的意义是什么。 　　对这同一问题的追问，先贤们给出了不同的回答：西方文明通过对上帝或诸神的追问来寻求答案，而东方文明则通过内心自省来寻找答案，具体说来就是东方文明不是到彼岸世界寻找解脱，而是在现实世界好好活着；同时，人生绝不是追求物的最大满足，而是追求心的尽可能的愉悦。从这一点，我们就可以理解，“诗”在中华文明中的独特作用。所谓“诗”就是诗意地生活，同时诗意地表达生活。诗是丰富的内心世界的高超的表达，一个内心世界贫瘠的民族是不能出现诗歌风尚的景象。 　　中国诗歌作品之丰富，诗人之众多，大约居世界之最。中国诗歌中所含的哲思，体现出的美学观和独特的思维方式，都令世界倾倒。而炼字造句之精美，更为天下先，没有任何一种文字可与之媲美。 　　《诗经》是中华民族优雅地生活和优雅地表述生活的第一个篇章，它是优雅的民族性格的一个底色。今天，我们这个民族很少再像过往岁月那样吟诗作赋，这或许是“语文”革命和语言创新的结果。以前，中国用的是“文言文”，“文”与“言”分开，人们花心思去“经营”文章，现在是“语体文”，你怎么说就怎么写。文言文下的诗歌是优雅的文字表达，而今天语体文的语境下，要“功夫在诗外”。“一语不能践，万卷徒空虚”，把功夫下在说文明话，优雅的行为上。就是要有德性，加强道德修养、注重道德实践，要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善于明辨是非、善于决断选择，扎扎实实干事、堂堂正正做人。 　　诗，形成了中华民族特有审美情趣 　　记者：您刚才提到诗歌注重炼字造句，如同国画的简约，千古传颂的绘画杰作，大多是几根竹，几枝虬梅，几叶兰草，还有中国传统音乐，一笛一萧，一把二胡，却营造意蕴悠长的氛围。可否说，诗歌体现和代表了中国独特的美学观。 　　苏叔阳：是的。中国的艺术贯穿着中国独特的美学观。在我看来，中国传统的哲学就是八个字：“天人合一”“和而不同”，中国传统哲学认为人是自然的一部分，当然就极重视人工的创造同自然的和谐，讲究人的灵性在自然中受到陶冶升华。因而，中国的艺术大致走出一条简约——繁华——简约的道路，由简到繁再到“洗尽铅华”，重归质朴、自然，这是最高层次的质朴。所以，中国的美学观把返璞归真视为美的最高境界。从简朴中领悟到万象，从单纯中体味到多彩，才算有美的灵性。这同西方强调的人的力量、威严的艺术是两种不同的美学和哲学表达。 　　记者：正如费孝通先生说过“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文化本是多元存在，文化因多元而繁荣。那么，请问：在文化领域，有没有普世价值存在，并且这个价值可以统领所有的文化形态？ 　　苏叔阳：“普世价值”，这个词实际是一个很好的表达。每一个民族和国家在其几百年甚至上千年的发展历程中，总有一些核心的价值在时间的大浪淘沙下得以留存，并成为雕刻民族特有品格的“价值之刀”，涵育民族发展的“价值之水”，这些价值值得全世界去尊重。就像我们刚才说到的“文明轴心时代”，这个时代的重要意义在于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 “终极关怀的觉醒”，古希腊、以色列、中国和印度都在这个时期发生了“终极关怀的觉醒”。换句话说，这几个地方的人们开始用理智的方法、道德的方式来面对世界，思考人生，这就实现了对原始文化的超越和突破。那些没有实现超越突破的古文明，如巴比伦文化、埃及文化，虽规模宏大，但都难以摆脱灭绝的命运。 　　每当人类社会面临危机或新的飞跃的时候，我们总是回过头去，看看先哲们是怎么说的。中华民族的先哲们为我们留下很多经典的论述，譬如“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天人合一”“和而不同”，这些价值观既是中国文明的集大成者，也是世界优秀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华民族几千年的文明进程为人类发展作出不可磨灭的贡献。近几年来，一些别有用心之人，偷换“普世价值”的范畴，用一个文化意义的概念来攻击我们的政治体制，在这样的做法面前，我们应该要有文化自信，理直气壮地提出和弘扬中华民族的“普世价值”。中华文明是世界上惟一一个未曾断裂，不断发展延续的文明，她在历史长河中经受住考验，表现出坚韧的生命活力，这本身就说明了中华文明的先进性和未来性。 　　《诗经》衍生出君子文化 　　记者：正如您所说，中华文明是世界上惟一一个未曾断裂的文明。她是古老的，又是现代的，而且也是面向未来不断延续的文明。那么，请问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中华文明的血脉没有断裂的原因是什么？ 　　苏叔阳：一个民族的文明，在发展的过程中总要与外来文明撞击，如果一个民族的文化足够强大，那么就足可以抵抗外部力量的冲击，保持住自我。从这点说，我们不得不承认，在一定历史时期，中华文化有着足够强大的内生力，在多次文明冲击中站住了脚。而其他三种古老文明，巴比伦、埃及、印度的古文明都曾经被战火打断，被异族的侵略所湮灭。另外，中华文明的开放、兼融也是中华文明生生不息的重要基因。历史上，有几个中华民族内部融合调整的重要时期。在元、清等少数民族统治中央政权的时候，汉族文化与少数民族文化进行融合、渗透，正是由于中华文明这种开放、兼融的个性，保证了她的不断更新与发展。她对外来文化也采取同样态度。佛教始于印度，最终却将中心移向中国。而且值得注意的一个现象是，在中国的宗教场所，经常会看到儒释道三种宗教并存的景象，这就足以说明中华文明是一个有着极强包容力的文化。 　　记者：您所说的“开放”、“兼融”是中华文明生生不息的重要基因，是不是可以说这也是中华文明区别于其他文明特有的文化基因。 　　苏叔阳：“开放”、“兼融”算是中华文化特有的文化基因，但如果用它们来代表中华文化，我觉得还不够完整。在我看来，最能代表中华传统文化，也最有现实价值的是“君子文化”。说到君子文化，不得不提《诗经》，前面提到“君子好逑”，以及《诗经》其他篇章中说到的“彼君子兮，不素餐兮”等，这个君子，与温柔敦厚大有关系。温柔敦厚诗教的效果，具体体现在哪里？就体现在君子身上。君子，也是孔子心目中最理想的人格状态。翻开《论语》，关于“君子”的论述俯拾即是：“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君子泰而不骄，小人骄而不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君子尊贤而容众，喜善而矜不能”，等等。君子是孔子精心勾勒和塑造的可望可及、可学可做的理想人格，孔子留下的很多经典论述实际都是教导人们修身养性，以达到正人君子。可以说，君子形象在中华文化数千年演进的历史长河中，受到上至历代思想家及文人士大夫，下至社会各阶层人士包括普通百姓的广泛认同和推崇。《周易》中的名句“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被张岱年等学者认为是对中华民族精神核心内涵的最佳概括。后来，思想家对“君子”概念的引述和阐发同样不胜枚举。“君子”是数千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塑造的中国人的理想人格。做人要做君子，这是数千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选择，也是今天每个中国人应有和乐于做出的选择。 　　中华民族的悠久历史，传承下来了无数先人的价值理念和道德规范，当前，我们要用君子塑造理想人格，回归礼仪大邦的风范。放眼宏观来谈社会风气，我们看到现在社会风气在一定程度的下滑，这个过程肯定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同样，要想形成一个好的社会风气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一种社会风气的形成，都遵循“上有好者，下必甚焉”规律。正如孔子所言：“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要让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彰显核心价值的光彩，我认为关键要从社会影响力强的群体抓起。这主要包括三类群体：一是党员领导干部；二是知名专家、著名企业家、演艺明星等；三是相对于未成年人而言的成年人。不论是从我国历史还是世界发展状况看，任何一种价值观的倡导，都必须首先有“大人们”真心信奉并身体力行，才能让公众乐于接受和效仿，从而在全社会蔚然成风。 　　来源：《思想政治工作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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