落选村官闹事引小官大贪案 广州5村官敛财超千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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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导读目录：

1、我要举报村官腐败贪污 投诉直通车

2、“我不是村官，叫我村务员更合适”

3、落选村官闹事引小官大贪案 广州5村官敛财超千万

　　我们那里的村书记、村长、没当几年官就在重庆主城区把房子买起、车子买起、村长一家人5口人、没有一人在外打工、也没有种地、一家5人一年四季都在家里耍、钱从何处来、短短几年把房子、车子买、从那里来的这么多钱呀、希望有关政府部门去调查一下、太气愤了、没为村民办一点事、只为自己腰包搞涨了。　　2008年，经中共云南省委组织部选聘，往届大学毕业生凌涛到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砚山县稼依镇大稼依村当村官。这个村地处镇东边，是镇政府所在地，全村辖21个村小组1670户人。组织抗旱保苗、建水池、修路、清理河道，凌涛用实际行动赢得村民的信任，于今年3月10日全票当选为大稼依村党支部副书记。他说，能联络各方、给村民找到水、服务春耕，是“任职以来最有收获的事”。 　　抗旱的工作是自己“抢”来的 　　“省委组织部给订的大学生村官手机报给我提了个醒儿”。当时，砚山还没有组织专人开展抗旱救灾，凌涛就找村支书商量，组建起以村干部为主体的“抗旱先锋队”，通过组织约束，让村干部都参加。“村里80％都是老人、小孩，组织村民抗旱不现实”。 　　“半年多没下雨了，庄稼栽不进去。就算栽到地里也不会出苗，出苗也没法活啊。”凌涛不止一次听到村民这样说。自2009年7月以来，大旱导致村里7000多亩水田和土地无法耕种，当时村旁的沙拉河已断流，路边草都起卷了，1600多户村民成为灾民。起初是农业生产困难，后来生活用水都成难题。大稼依村的沟邦、石灰窑、圆冲路等路段的村民家原本就没有自来水，加上水井干枯，6个小组约2000名村民没水喝。村民出钱去镇上拉水成本太高，不少人反映用不起水。 　　凌涛通过走访得知，老村委会院子里有口大概370米深的机井，因水泵掉进去被堵住但还能出水，如果对村民开放可解决附近所有农户的用水问题。跟支书商量后，凌涛就写公告贴在饮水困难的几个村，让村民到村委会拉水。 　　凌涛挨家挨户对村民说：“干旱一天不过，老村委会大门一天不关。你们随时可以拉水。”凌涛找专人看守村委会院子，每天定时开关门，还和村干部一起解决了水泵、水管等问题。村民可以免费拉水，每天都有七八家过来拉，基本解决了2000多名村民的饮水问题。 　　“村委会附近村民的饮水问题刚解决，偏远山村的村民又反映没水喝。”凌涛说，横挡冲村小组离村委会10多公里，是稼依镇最干旱的地方，建村至今都没解决过饮水问题。村民要翻一座山，到离村很远的地方拉水。“村民拉水很辛苦，牛车在山道上晃晃悠悠的极不安全。水质也不好，带着一股怪味儿。要解决村民用水问题，需要找资金，找人力。” 　　机会来了。年前，一位副县长慰问大学生村官开座谈会时提到，县上拨了4万元抗旱款到镇上。凌涛心中记下这事，一散会就直接去横挡冲，详细了解受灾情况后立刻联系水管站站长，缠着他一起测算饮水工程得需要多少资金。当晚，凌涛加班写出请示报告，第二天一早就向镇长汇报：“横挡冲搞饮水工程能从根本上解决全村的饮水困难，能保证全村的饮水安全。适当收点水费还可以保障以后的维护、管理费用。” 　　没想到镇长立刻“批评”他：“你动作好快，这么好的机会被你抢先了。我抽时间下去看。” 　　凌涛看到了希望，马上跑去横挡冲找村干部组织村民开会。经商量决定，村民自筹2．5万元，镇上解决1万元资金。凌涛和村干部们说干就干，当即骑着踏板车联系水管、沙石、水泥，动员村民出劳力挖水沟、埋水管、修水池，一星期后，横挡冲饮水工程基本完工，建好两个圆形水池能蓄水80立方米，解决了36户村民189人的饮水问题。 　　正是农忙时节，凌涛带着抗旱先锋队队员疏通河道、联系农技站组织村民开展抗旱保春耕和水稻旱育秧现场培训会、争取配套农业春耕抗旱资金，忙得不亦乐乎。持续的旱情让凌涛和村干部们的眉毛一直舒展不开。“揭开地薄膜，秧苗绿油油的，可惜没水浇。听一位队长说他天不亮就得跑出去拉水，我就想能否把拉水距离缩短。”凌涛说，“我是有名的‘厚脸皮’，是村官中写请示最多的。” 　　经协商，争取到政府4000元挖井资金，还需要村民自筹5000元。“村干部、老党员出工出劳力，不吃村民一顿饭，不拿村上一分钱，村民没理由不相信我们抗旱先锋队。”这两天，凌涛正与村干部动员村民集资，“再过几天资金到位就可以开工”。 　　从叫大爹叔叔不答应到称兄道弟 　　回忆当村官的经历，凌涛认为这是一段艰辛的付出和快乐的收获。到村里当村官的第一天，凌涛就赶上修路，负责监督工程进度。1月气温低还下霜，骑车来回时头发都会结冰。但一些村民并不理解他的工作，还有人偷偷挖走水泥。 　　“遇到困难时最先想到的是群众比我还困难。一开始遇到好多挫折，自己也犹豫过。待遇低，出路不明确，没编制，处处受气，早出晚归，事情多，家人、朋友不看好甚至反对。”凌涛说，“但时间长了，我对农村有了感情，亲朋好友看我能干好就慢慢转变态度了。” 　　以前村里全是泥巴路，下雨骑车会摔跤，好多人都搬走了。现在，村里铺上了标准水泥路，还争取到了玉米制种基地、蔬菜基地、马铃薯基地。“刚到村里时，村干部并不配合，叫他们大爹、叔叔都不答应。几次共事后他们觉得我实在，真心做事，也比较勤快，跟他们称兄道弟、叫他们大哥才高兴。” 　　“当时，我耍个‘小计谋’使得村干部都听我的。那时要选出一个村上的领导小组长，他们就选我当，我说不干他们就急了。我说，‘选我也没用，你们又不听我的，到了地里，还不是各顾各？到时七嘴八舌，我又吵不赢你们，不干。’他们就说听，大家都是汉子，说话算数。果然，他们就都听我的了。” 　　凌涛说：“有号召力后办事就容易了。过年吃年饭，每次村干部都要叫上我，我不去就跑到我家里来接我。村里的风俗是德高望重、主人家或年纪大的人才能坐主要席位，可我每次去他们都要我坐主要席位，当然我每次都不坐，那是对他们的尊敬。” 　　凌涛也遇到过不支持，甚至强烈反对他的村民。他所在的大稼依村和邻村有100多亩土地有争议，村民不服政府处理就闹事，差点儿打架。政府不让种的土地还有村民私自种，还很强硬。凌涛先找村干部把他们思想做通，再说服村民中德高望重的人出面帮助解决。“想办法、耍嘴皮子，动员他的家人朋友，大家天天守着他说，有时候他也生气可没办法，最后不得不同意。虽然他们一时看不出是好事，但慢慢就会清楚我们的良苦用心。” 　　凌涛时常跟村民说“我不是村官，叫我村务员更合适”。“有村民开玩笑说我是官，我跟他们说，要是有一天任期到了又考不上公务员，我就回家种地，我们就都一样是农民。村干部年纪大，我该叫叔叔、大爹的，可他们不让叫，他们说辈分不一样，让侄辈的人使唤我们就不一定听了，你跟我们平辈，叫谁都听，就算在地里种庄稼都来。” 　　“村干部帮我找女朋友” 　　“听说过村干部帮大学生村官找女朋友吗？我们村的村干部这两天就这样帮我。”凌涛说，好多村干部这几天在大街上遇到个熟人，就说你要帮我们兄弟找个好媳妇。凌涛笑着说，“村民在电视里看到我的报道后比我还高兴，我觉得自己所有的辛苦都值得，他们真把我当自己人看。他们对我这么好，我还舍得走吗？我不应该有成就感吗？” 　　和村民相处，凌涛的体会是，开会讲话、宣传政策时要通俗简单，要讲农民的话，让村民一听就懂。“村干部、村民文化不高，你认的理他们才不管，他们有自己的一套文化、道理、审美观和价值观。跟他们讲足球明星他们不爱听，但谈庄稼、聊收成肯定有效果。他们只想自己生活好起来，有面子、有钱用，这就是他们的价值观。”凌涛说，“村民利益受到损害才会闹事，不能拿单位、城里的那套来评价。” 　　凌涛说：“遇到困难时我会跟家人聊，我妈以前做过村干部，她教我好多道理。我发过牢骚，也想过偷懒，县委组织部领导却一如既往鼓励我‘大胆些，干工作没人恨是假的，大部分人支持你就好’。” 　　“在农村有做不完的事。”凌涛说农村最看不惯懒人，“村干部都觉得你是拖累，村民还会喜欢你吗？有位村官从来不叠被子不扫地，每次都被支书骂。” 　　“农民很淳朴，你真诚相待，他们回报你的也是真诚。有次和几位大学生村官交流，他们觉得我‘厉害’，村民都听我的，问是怎么做到的。我就反问他们有谁帮村民挖过地，种过庄稼？他们觉得很不理解，觉得大学生村官到村里大小是个官，对村民要压。我告诉他们不觉得自己是官，我帮群众挖过地、种过庄稼，而不是天天坐办公室或被政府借调，虽然那样看起来很有面子。”　　◎“小官大贪”现象愈来愈突出,对政府公信力侵蚀不容忽视 　　◎基层“硕鼠”为何成“大老虎”,反腐和官员监督面临新课题 　　400万元的礼如何送给社区干部?把一个装满钱的麻袋放到社区干部的车上,“礼”就送完了!“礼”怎么分?车上的3名村干部“坐地分钱”———人民币一人100万；100万港币一分为三,每人33万多。 　　广州市黄埔区荔联街沧联社区的5名主要干部,利用手中职权,在重大工程项目中明目张胆地收取大量“回扣”,初步查明涉案金额1100多万元,令人震惊。 　　近来,一些“小官”,如小科员、小出纳员、小信贷员、村委会主任等“芝麻官”,屡屡爆出“惊天大案”。据北京市一中院一项调查显示,21件“小官大贪案”26名被告中,处级干部11人,处级以下15人,级别都不高,但犯案数额高得惊人:最少的有105万元,最多的高达9452余万元。而这些在百姓身边,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小官”犯了大案,对政府公信力和百姓对官员信任的侵蚀,比起“大蠹虫”来有过之而无不及。 　　基层官员腐败越来越不容忽视,沧联社区的案件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本报记者独家采访此案,特此刊出,权作警钟。 　　时间已经迈进2009年,广州市黄埔区检察院的检察官们跟记者谈起2008年最“得意”的案件,无不谈到这起“小社区里的大案件”———广州市黄埔区荔联街沧联社区“五村官敛财过千万”的案子。 　　5名小小的村干部,把1100多万元吞进腰包；检察机关顺藤摸瓜,几经曲折终究揪出“硕鼠”。记者对这一精彩得近乎电影情节的案件,进行了一番深入的调查和思考。 　　缘起 　　小小村官位,争得你死我活?落选村官“抗议”牵出背后大线索 　　2008年4月底的一天,天气乍暖还寒。 　　广州市黄埔区检察院接到举报线索,线索列举了沧联社区居委会主任、经济联合社董事长钟伟佳和经济联合社副董事长钟树韬方方面面的问题,如将社区工程私下拨给自己亲信和亲戚做,收受包工头回扣等等…… 　　此线索涉及的事实太过模糊,而且是匿名举报。黄埔区检察院的检察官们无从下手,但经过分析认为,最近几年,沧联社区经济发展迅速,一系列的大型工程陆续上马,一些项目中使用的资金量大,这里面可能藏有“猫腻”。与此同时,检察院又获取另外一条信息,引起了该院领导的注意:沧联社区的一些村民近日来在悄悄议论,村里自从2002年行政村改社区后,成立了有集体经济性质的经济联合社,并由社区党委和社区居委会的领导班子实行交叉任职,2008年恰好是社区进行党委换届的年份,这次选举争夺得相当厉害。选举结果出来后,经联社副董事长钟树韬“意外落选”后,心感不忿,还公然闹事以示抗议。 　　“一个小小的村官,为什么争得这么厉害?”黄埔区检察院的领导提出了这个疑问。带着这个疑问,院主管领导指示反贪局的干警进行初查,办案人员进行认真分析后,很快拟订了初查方案。 　　端倪 　　村干部为何率先富起来?群众举报检察官兵分三路调查 　　为了避免打草惊蛇,检察官兵分三路进行初查。第一组摸查组来到沧联社区发现:该社区2002年起的5年多时间里,开发工程量进度迅猛,一个奇怪的现象也在这时发生:一些村干部率先“富了起来”,在附近的大楼盘买了别墅,连他们的亲戚们也连带着过上了“富裕的生活”。不少的村干部还跟一些包工头走得很近,这里面就有钟伟佳、钟树韬的身影。 　　第二组外调组通过一名熟悉沧联社区内情的群众口中初步掌握了沧联社区近几年的征地款、工程项目、工程包工头以及社区干部的分工、财产、投资等秘密资料和关键信息。 　　第三组讯问组迅速根据其他两组的信息回馈,确定钟伟佳、钟树韬及包工头钟某、监理郭某作为第一批接触对象,并摸清和全面掌握钟伟佳等4人的基本情况,为讯问打好基础,从中寻找突破口。 　　种种迹象表明,钟伟佳等4人有重大犯罪嫌疑,该院决定迅速立案,2008年5月5日,办案组展开行动,迅速将钟伟佳等4人带回检察院。 　　突破 　　“我到了该讲的时候了”牛气村官率先开口案件取得突破 　　到案后的钟伟佳一脸严肃,城府极深；包工头钟某一声不吭,讲起了“江湖义气”；监理郭某虽已开口,但却没有讲到重点问题。办案人员经过几轮突审冲击,案件未取得实质性的进展。反倒是钟树韬,这个平时很“牛气”的村官,油嘴滑舌,善于表演,并声明有些事情他是不会说的,到该说的时候才会说,办案人员决定以他为突破口。 　　确定了主攻方向后,黄埔区检察院派出了一位经验丰富的科长,对钟树韬进行审讯。检察官分析了当前查办沧联社区案的整体表现,以及每个被调查对象的个人表现,接着语重心长地教导钟树韬,一定要争取主动,走从宽处理的道路。钟树韬显然就是那种看见领导就比较乖的人物,面对科长的亲切谈话,他没有继续滑头下去,而是认真倾听,仔细判断科长说话的可信度,在倾听了大概3个小时左右,他突然说了一句话:“我到了该讲的时候了”。钟树韬于是像竹筒倒豆一般,交代了其伙同钟伟佳及另外两名社区干部邓礼兴和欧德添,在沧联商业中心项目、沧联铁路南厂房工程、沧联十社宿舍楼工程、沧联大门口市场工程等四个工程中收受贿赂共计680万元人民币和100万元港币的事实,个人受贿金额达230万元人民币和33.3万元港币。 　　防线一经撕开,就像洪水决堤,审讯势如破竹,办案人员迅速突破了其他几名犯罪嫌疑人。钟伟佳在多次交锋后,终于承认了受贿240万元人民币和33.4万元港币的事实,邓礼兴和欧德添到案后也迅速交代了自己的犯罪事实,只有包工头钟某勉强交代了在沧联铁路南工程中行贿的事实后,对沧联十社宿舍楼行贿的事实,一直不肯“认账”。 　　进展 　　最顽固包工头终被“感化”抓获重要行贿人案情浮出水面 　　不管办案干警怎样苦口婆心的劝说,钟某到案后就是一言不发,只是喋喋不休重复几句话,“我都不想出去了,出去也是死”,“我自己知道自己的身体,也活不了多少天了”等等。 　　时间一天天的过去,要是一直拖下去,对案件的办理是非常不利的,5月31日,办案人员决定利用周末两天的时间进行猛攻。询问人员及时调整了审讯策略,变“点化”为“感化”,用法律、政策规劝和感化钟某。在强大的法律威慑和政策感召下,钟某最终供认其支付几十万元现金给犯罪嫌疑人监理郭某操作招投标,将铁路南工程和十社宿舍楼转包给包工头邓某,从中收取回扣共620万元,然后行贿给钟伟佳等四名社区干部共计350万元,个人违法所得180万元。 　　根据犯罪嫌疑人钟伟佳、钟树韬、欧德添等人的供述,他们在沧联商业中心项目收受了项目投资人深圳某实业有限公司总经理陈某某的好处费300万元人民币和100万元港币,而陈某某已经潜逃,因此,抓捕陈某某归案成为必须马上着手的工作。茫茫人海中,寻找一个人谈何容易。面对着没有消息可问、没有线索可循的两难境地,办案人员并没有放弃,不断收集各方面的线索,先后追踪到广州、深圳、东莞等地寻找陈某某的蛛丝马迹。 　　时间指向2008年6月19日上午,办案人员收到可靠的信息,“陈某某进入了黄埔区某酒店。”办案人员大军出动,迅速来到该酒店,对酒店内外进行观察,但狡猾的陈某某却没有露面。下午3时左右,陈某某再次出现在另一家酒店,办案人员再次出动,10分钟就赶到了该酒店,在酒店正门安排哨岗,后门停车场则安排主力守候在车上准备抓捕,布控后10分钟,陈某某准时开车到达停车场,下车从后门步行进入酒店,办案人员迅速下车跟进,并在酒店后门将其抓获归案。 　　到案后,陈某某不但交代了自己的犯罪事实,还向办案人员提供了一条线索:他曾经给当时的沧联社区党委书记温某某送过25万元人民币。“拔出萝卜带出泥”,陈某某的落案,又带出了个温某某。黄埔区检察院当即下达命令,将温某某带回调查。温某某对受贿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 　　至此,沧联社区干部窝案所有犯罪事实全部取得突破,这些村官的“面目”一一浮出水面。 　　实情 　　狮子大开口没钱不办事“为村民致富”成“为个人创富” 　　经调查,表面上,这几位“村官”口口声声称“当村干部就是要先为村民致富”,但实际上,他们却是借帮村民致富之名为个人“创富”。 　　说起与钟伟佳、钟树韬打交道的经历,包工头陈某某至今还“心有余悸”。 　　2006年春节前夕,陈某某偶然通过经联村村干部欧德添无意中说起,经联村准备在一块空地上建大型商业中心,急于寻找投资项目的陈某某没有放过这个商机,通过中间人,陈某某找到了当时任经联社董事长的钟伟佳和副董事长钟树韬,但“两钟”并没有表明“心迹”,陈某某碰了个“钉子”。 　　考虑再三,陈某某意识到“两钟”可能是想从中要点好处,于是多次请他们吃饭及玩乐。然而,让陈某某没想到的是,“两钟”对此根本不屑一顾,而是不停地跟陈某某计算在这个工程中陈某某可以赚到多少钱。 　　按照“两钟”的算法,该项目是由社区出让地皮,陈某某出资金建造,工程的合同预算价大概9000万元,每年只需支付分红270万元给村里,陈某某存在的利润空间相当巨大,狮子大开口的“两钟”提出要陈某某必须回扣600万元。经过不断求情和讨价还价,陈某某万般无奈之下只得答应“分”给“两钟”400万元,事后,“两钟”建议陈某某打通时任沧联社区党委书记的温某某“关系”,“知趣”的陈某某送去了25万元。 　　尽管如此,在陈某某准备与社区签订合同时,“两钟”并没有爽快地签字,而是授意陈某某“先交钱,后签字”,急于签订合同的陈某某只得准备了300万元人民币和100万元港币分别装上三个旅行袋,并相约钟伟佳、钟树韬、欧德添3人一起去到东莞进行分赃。3人各分得100万元人民币和33.3万元港币。 　　经联做其他工程的包工头,大部分也都遭遇到了与陈某某相同或类似的情况,被钟伟佳、钟树韬等人以“做工程”等名义陆续拿到大量“回扣”。 　　利用这些钱,钟伟佳先后买下了某大型楼盘的两幢别墅,俨然是个出手大方、挥金如土的大老板。而钟树韬则将手中的钱用于偿还赌债及继续豪赌。 　　沧联社区干部涉嫌受贿情况 　　钟伟佳:男,45岁,发案前任广州市黄埔区荔联街沧联社区党委副书记、居委会主任、经联社董事长。涉嫌利用协助管理征地补偿费用、社区建筑工程招投标和其他公共事务的职务之便,收受贿赂人民币240万余元,港币33.4万元。 　　钟树韬:男,41岁,发案前任广州市黄埔区荔联街沧联社区经联社副董事长。涉嫌收受多家建筑商的贿赂人民币230万元,港币33.3万元。 　　欧德添:男,42岁,发案前任前任广州市黄埔区荔联街沧联社区经联社副董事长。涉嫌收受相关人员贿送的现金人民币150万元,港币33.3万元。(记者戎明昌林亚茗 讯员朱香山蓝志旋) 　　责编：李秀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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